帽子里的手套 第七章 变

李从水是在第二天上午来拿他的钱包的，那时候，齐晓目刚从床上爬起来没多久，昨天填进嘴里的东西没让他的胃翻江倒海，但却让睡眠的斗篷结结实实地把他盖了起来。他有些胆怯地打量了一眼遍布指印的手机屏幕——已经九点了，他今天中午得和棠自龄一起去市中心看一部电影的宣传仪式，每逢这位叫万往瑜的导演执导的电影即将上映时，他总会想方设法地在几个大城市里来回展开华丽的宣传仪式，齐晓目从很久之前就打算看看这位导演的模样，但在今天之前始终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

他在洗脸刷牙的收费站那儿花掉了一枚十分钟的硬币，就在他全神贯注地琢磨着该不该吃早饭的时候，离他不远的那扇防盗门通过含蓄的敲门声把他的注意力悬挂在了自己身上。

李从水比他预想的来得要晚，齐晓目本以为他昨天就会急匆匆地跑过来拿走他的钱包，眼下，他像个物色好演员的资深导演（比如万往瑜，这点值得他学习）那样里里外外地翻看着自己的钱包，他那种旁若无人的姿态让齐晓目在一瞬间内感觉到手臂发痒，检查完钱包后，钱包的主人开始用他那股低沉、谦逊的音调向齐晓目郑重地道谢。齐晓目送他出门的时候，他让齐晓目一有线索就打电话给他，倘若有时间，他们也许能一起吃个饭，齐晓目点了点头，等李从水的背影与脚步消失在他的眼睛和耳朵中之后才把门关上，他知道李从水所说的“有时间”是什么意思，一个得了绝症的可怜但尚未失去个人尊严的病人无助地躺在病床上，喃喃自语道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一群护士站在他旁边笑得直不起腰，齐晓目是其中一个，他站在第二排，不仔细看的话就看不到他那张脸。

他一边看手机一边吃早饭，等他看完第三条视频的时候，盘子里的早餐已经全部落进了他的体内，齐晓目把餐桌上的盘子塞进洗碗池，用抹布擦擦桌面上那一星半点的油污，接着把写有一部分字迹的几页信纸铺到桌上，继续写他那封信：

我刚刚吃过早餐，一个人吃的，昨天，有个陌生人把钱包忘在了我朋友齐晓目家里，我想，这会儿他应该去了他家，而我吃过早饭就得打开出租车的门以让自己的半边身体坐进去，假如他们还没下班走人的话，我打算开完出租车后跟我的朋友去看一场电影的宣传仪式，今天是周末，但不是我的周末，今天的乘客比平时要多，我马上就得下去。现在是七点半，我八点的时候出门去开出租车，在我出去之前，我会在这封信里再添上几段你想知道的事，这封信会替代我本人将你想了解的事悉数告知你，实际上，我没有把握断定你是否会对这些事产生兴趣，是那些隐藏在幽谷与山涧深处若隐若现且并不可信的记忆使我作出了这一判断，我记得我们之前谈到过这方面的内容——仅仅在水面上漫不经心地点了几下——但并未深入地聊下去。因此，我会在信里详细写下你想知道的那件事。

小时候，我所居住的那片住宅区里最引人注目的植物要属一棵高大且苍老到超出了寻常寿命的柳树，鳞片状的物质取代了部分树皮攀附在这棵柳树身上，褐色的形状不规则的树洞像一块丑陋的胎记一般从树木内部钻出来，此外，柳树的树洞里常常会分泌出一种铁锈色的液体，液体流淌的速度很缓慢，但永不止歇，年纪尚小的孩子总是自然而然地被不合实情的谣言给吸引住，有人说自己从柳树的树洞里摸到过一颗裂成两半的紫铜色的鲜艳、晶莹的珍珠，裂口处并不平滑，断面上有斑驳的鲜红色块状物（像是草莓的遗迹），那时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时常聚在一起玩耍，有一回，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看到有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孩子被其他人用透明胶带一圈又一圈地、牢固地缠在柳树上，领头的孩子昂首挺胸地站在那儿，圆滚滚的脑袋牵引着光滑的额头在正午的阳光下挺立起来，他把两只手缓缓搁在那个被绑着的孩子的耳朵两边，轻柔但不可阻挡地将他的脑袋按进柳树的树洞里，兴许是慑于对方的威仪，他没做出任何一个具有反抗意味的动作，要么就是我离得太远，难以避免地忽略了他愤怒的震颤和低声的咒骂。等他脆弱的圆形脑袋被柳树丑陋的树洞圆满地容纳进去之后，领头的那个孩子举起他手里那卷所剩无几的透明胶带，他的手掌产生的微小力量让它在疯狂绽放的光线里像个急于卖弄的舞蹈演员那样不住地转动——一直转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角度才肯停下喘息，他在那卷胶带的杂乱丛林内找到了象征着起点的线状图案，另一股崭新的力量从容不迫地命令一小部分胶带从胶卷身上抽离出来——它照办了。那个孩子一丝不苟地用透明胶带把柳树的树洞封上，这些孩子的动作真挚、诚恳又有力，我觉得他们干起这件事来一定很起劲，他们打心底里享受这种感觉，我第二天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从某个流言织成的肮脏虫网里听说柳树的树洞能把人的脑袋变成一种特殊且“价值连城”的珍珠，尽管珍珠并不是什么太值钱的宝贝，可他们还是那么做了，也许金钱对他们来说只是个起一定推动作用的不算太重要的借口。最后，没有谁的脑袋变成了珍珠，从那棵大得有些怪异的柳树旁边路过的一位好心的成年人把那个被尘封了足足三分钟的孩子郑重其事地解救了出来，大概是胶带数量不足的缘故，孩子们没把树洞完全封死，尤其是和那个沉闷的孩子的脖子相接触的地方。于是，路过的那个成年人轻而易举地扯烂了胶带，并把孩子从树洞里抱了出来，他亲切地询问这个孩子是否需要去医院。被他拯救出来的这个孩子当天没去医院，不过第二天去了，之前那个领头的孩子把他从公园的滑梯上推了下去，当时摄像头并不随处可见，受伤的孩子的家长想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灾难究竟以哪个为人们所熟知的化身的样子降临到了他们的孩子身上？时常欺负他们孩子的那一群孩子当然被他们怀疑上了，不过没人站出来指认那个高大、粗壮的领头的孩子，这件事不了了之，后来他们搬走了。

不过，这全是在这一天之后发生的事，我要告诉你的是当天所发生的事，就是树洞被胶带封住的那天。三岁的棠自龄那时候没培养出什么过人的心理素质，他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未受到邀请就潜藏进来的恐惧在他心里雕琢出了一片惨白的午夜田野，一只仅在夜间出没的超自然生物把他用理智描绘出来的自画像给撕了个粉碎。他一步都不肯停，一直跑到自家门口才让自己的双腿和膝盖得到一个用于休息的空间，棠自龄按了按门铃，没人给他开门，于是，一个三岁的儿童在恐慌映照出的阴影下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分钟，并且很有可能要用同样的方式度过整个杳无人烟的下午。

你大概想问我，为什么我出门不带钥匙？我的父母为什么不在家？他们为什么会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在街上随处闲逛？这些问题也许不会得到我的一一解答，因为现在的我和三岁的我之间隔了太多太浓重的时间和记忆调配出来的神奇迷雾，不过，我会尽量在这封信后面的内容里告诉你答案。

就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门开了，但并不是我家门框里的那扇，而是邻居家的那扇门，一只手藏在门背后隐秘地朝我的脸上招了招，我想了想，犹豫了片刻，接着就向那只门中的手走了过去。

把我喊过来的是住在我附近的那个孩子，她跟我差不多大，只比我小上几个月，等我进去后，她像个灵巧的粉红色长颈鹿那样探出脑袋环视一周，随后把门带上。接着，她用一种被期待填满了的眼神看向我，不过，我没把她想要的东西带回来。她的父母在几星期前离婚了，他们动作很快，母亲和小女儿生活在一起，父亲带着大女儿住在另一条街道上，她们姐妹俩的关系不错，可因父母的缘故不能频繁见面，她们不在一所学校上学，生活里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我的邻居把想同姐姐说的话写在书上，并让我把书给她的姐姐送去，小时候的我像个愚钝笨拙的机器，除了听令运转之外不会干别的事情，别人的请求总能在我这儿得到肯定答复，我给她的姐姐送了一本书，我忘了那是本什么样的书，多半是学校里的课本，但不清楚具体是哪门课的，她们的父母都认识我，从前住在我家附近的时候也对我很友善、热情，我获准进入她姐姐家，因而能把书交给她，她往往要花上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来思考如何给妹妹回信，不过有时候也会立马就把书交给我，当然，虽然我如此说，但我总共只送过三回书，有一天送了两次。在她姐姐思考该在书上回些什么的时候，我就在她家里到处走动，她父亲是个慈祥温柔的人，一见到我去他们家，就拉着我问我在学校里都干了些什么，我和住在隔壁的那个三岁的孩子上同一所学校，我们的学校里既有幼儿园内的孩子也有年纪稍大一点的学生，两者被一堵小时候看来无比雄峻的砖墙隔开，无法见面，有些胆子大的学生会想尽办法从墙壁的另一边费力地翻过来，你能听到那一头的嬉闹声和蹦跳声，从硬物触碰地面的响动能得知他们想踩着砖头石块翻过来，但矮小的个子和高大的墙壁总让一次次充满野心的尝试化为易散的泡影。那些年纪稍大的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有些时候会隔着墙壁朝幼儿园里扔石头，因此，我们通常不在墙壁周围活动，以免被石头砸到，也许是学校特意安排所导致的结果，我们的活动时间并不相吻合，也可以说是相反的，当我们坐在教室里的时候，下课的铃声从另一边传过来，没过多久就孵化出一片带有爆炸性质的喧哗，以及不易辨别的石头、砖块等投掷物砸在幼儿园地面上的声音，假若你事先不抱着目的去倾听窗外怀有目的性的动静，那么你很难听出来这种声音，这也是他们的这一行为始终没被幼儿园老师发现的原因，尽管地上总有一堆石块，但成年人并不过于在意，直到有一次，一枚石头划过静谧的空气摔落在一名无辜教师的洁白脸颊上，她不满地尖叫了一声，狠狠地把头甩向墙壁的方向，大声呵斥墙壁对面的学生，那些学生似乎吓了一跳——他们混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同时，那个被砸中了的老师的脚步声也朝着幼儿园园长的办公室凶狠地蔓延开来，日后的日子里，这种事几乎没再发生过。

如今，很少有人会像我邻居的父亲那样朝我打听学校或工作上的事，我应受到的关心或许在儿时便已被透支了，我小时候总会被问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所给出的回答也如出一辙，我把最近课堂上发生的乏味的事死板地概括给他们听，再随口讲讲休息时跟哪个同学干了哪件同样乏味的事，我就是这样敷衍但不失乖巧地回答那位温柔的父亲的，他一面有规律地上下点头，一面从嘴巴里发出几声“嗯”，最后摸摸我的脑袋，表达对我的喜爱。这时候，她的姐姐通常已经写完了想告诉妹妹的话，于是我上楼拿走那本书，她的父亲认为我是来请教课本上的问题的（我是这样猜想的）。

不过这次，由于那棵柳树、那些胶带、那群比我年纪稍大的孩子——我没能让她如愿，那本课本和先前一样干干净净、空空如也。看着她的眼睛，我向她道出了实情——这次我没去她姐姐家，并且，由于跑得太急，她给我的那本书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也许不相信我的话，但这是事实，她没责备我，但她害怕母亲因为她丢了课本而责备她，她家里餐厅的洁白墙壁上挂着一张心电图，是她母亲的，据说她母亲在这方面一向有健康上的隐患，她母亲把心电图贴在那儿，以此来告诫其他家庭成员不要惹她生气，她是个暴躁易怒的人，但从没对我生过气，如果不是她的小女儿向我吐露她的脾气有多坏，我肯定会把她当成她丈夫那样的好脾气的大人，不过，也许她们的父亲也有一腔坏脾气，这谁也不知道。我提议说我可以向她的母亲说实话，如实告诉她是我一不小心把课本弄丢的，可我的邻居告诉我我不能那样做，假使我那样对她的母亲说了，那么她和她姐姐写信的事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她们父母的目光之下了。我说：我们可以选择性地讲述这件事，省去她们两个通信的事实，剩下的部分则尽量踩在现实的影子里。我知道，稍稍埋低脑袋是她思考的标志，等这种标志消失后，她同意了我的提议。

齐晓目把笔搁下，像个疲惫的猛犸象那样吐出一口气，他不清楚自己伪造的身份是否能骗到收信的人，他握住这封信，想见见信纸另一头的人（他明白欺骗一直存在并且从不变化，无论对谁，无论在何种场合，狡诈的谎言所播散出去的烟雾应该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内）。他在信中声称自己叫棠自龄，全是因为在身边的人当中，棠自龄是他最熟悉的那个，不过那些“儿时经历”全是他杜撰的，没有丝毫真实性可言，就和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一样根本不存在，但一个熟悉的名字仍能给齐晓目带来安全感，他是个忧虑的悲伤婴儿，需要用发育不完全的牙齿撕咬总是咬不烂的奶嘴，他把现实生活里发生的事饥不择食地写进信里，渴望能让收信的人相信他没有欺骗谁，可他当然是个骗子，现在、过去、将来都是，而且他会一直骗下去，欺骗是思想的核心思想，譬如说，他待会儿要跟棠自龄一起去参加电影的宣传仪式，他把这件事写进了信里，只不过把时间改到了晚上，因为信里的他，也就是棠自龄，是个出租车司机。另外，适当的真实当然能给收信者带来更舒适的欺骗，完完全全的真实并不适合这封信，它的棱角会把昏沉、低迷的人从梦中惊醒，让笔墨和筹谋顷刻间变得充满善意且毫无意义。就在这一秒钟，秒针轻微颤抖的某个时刻，他几乎已经下了决心，也许不久之后，他会因这个念头而反悔、后悔、忏悔，但绝对不是现在这个也许能给从未来眺望而来的眼光赋予别样价值的时刻，他的确要写一封信，真正开始写一封信，就和刚刚他所想到的一样，写一封可耻的、以欺骗为全部目的的信，在这之前的关于这封信的那些善良但无用的杂乱思绪都被他绝情地砍断了，他仿若一个工作经验充足的自动化屠夫，只需要按两下按钮就能看到他想看到的残忍但美味的鲜明结果，他忘掉了在这之前的关于这封信的一切，或许不是全部，但几乎忘掉了一切，于是，他为自己哀悼了几秒钟。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个出租车司机，齐晓目在心底冲着自己说，你是个出租车司机。

他混乱、迟钝的脑袋当中有一只灵活的苍蝇在记忆的残羹冷炙里嚣张地狂舞，因此，几根无依无靠的丝线从几条残破、灰暗的长袍尾端软弱无力地耷拉下来，肉眼难以识别的某种壮观、卑贱、从不满足的力量像蹦极时的安全带那样紧紧地揪住线条向深处坠落，那些孤苦、惨淡、独自一人的消失是随着线条的增长在那些简朴的衣物身上从容不迫地上演的，齐晓目察觉到一件件在过去看来并不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并未引起注意的事情正不约而同地在他的脑际汇合，这些稍纵即逝的感觉就像它们的名字一样难以留存，在齐晓目给它们取个更好的名字之前，它们争先恐后地失踪了。

他坐在餐桌旁边，把一块块覆盖着一层层糖霜的糕点送进自己嘴里——他还能怎么办？他的亲生父亲给他带来了第一场灾难，为了生命的延续，他只能为不间断地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诅咒或厄运重新找寻一个新鲜的、可怜的主人。窗外的飞鸟仿佛电线杆上的喇叭一般叫个不停，在他吃早餐时，居住在他正下方、与他有一层楼之隔的棠自龄刚刚起床，他险些把今天的行程忘在了昨夜的梦里，床榻上的沉静和睡梦里的安歇总让他流连忘返，难以自拔。把他叫醒的除了闹钟之外还有窗户外面鸟类的鸣叫声，棠自龄很少在城市里听到鸟叫，他在生物学方面浅薄的知识也不足以支撑他说出窗户外面那只赤褐色的鸟的名字，那只鸟眼下正站在窗外的树枝上啄自己的翅膀，棠自龄穿好衣服走下床，等方便面的面饼在锅里翻滚的时候，那只鸟从树梢离开，打算飞向别的地方，它飞了大概两分钟，生长在伶俐迅捷的身姿上的展开又收起的翅膀正切开腥臭的晨风。就在这时，一个两周回家休息一次的高中生拉开弹弓把它打了下来，它身体上迸出的猩红的色彩代行了它沉默的呼声。那个学生扭头离开——在确保它死后，一位出租车司机开着出租车从这条马路的另一头开向这一头，那个学生像个负责吓跑空中窃贼的忠诚的稻草人那样再次站好向前挥了挥手，于是，出租车司机停下来隔着车窗朝学生摆摆头，示意他自行把车门打开，等他说出目的地后，他们两个向前进发，在路上，他尽量使用一种克制但事实上充满了自豪意味的语气向出租车司机夸耀他方才的功绩，他那种刻意的掌控没办法彻底压制住语气里的兴奋。但司机说——这不算什么，他咬字清晰、语调沉缓，他雄伟、健硕的身材让他那颗带有俊朗面容的脑袋与车辆顶部发生了意外的接触，他的言语是用于说服的工具，他身上那股残忍、厚重的气质是迎接臣服的武器，他把乘客的简陋的武器或者说弹弓留在出租车上——在征得了乘客的同意之后，他的乘客以一种恭顺的姿态将它抛弃在车辆的仿皮座椅上，他尽量表现得像是个无意间把私人物品遗失在出租车上的粗心大意的乘客，在得到了这位乘客的承诺跟誓言之后，司机让他离开了，登上出租车之前，每一位乘客都是他的行为准则，登上出租车之后，他寻找下一位乘客。车载收音机里播放着一位教育栏目主持人发出的清澈、温和的声音，他打了几下方向盘，驾车离去。

在李明盏旋转方向盘的时候，棠自龄正望着门上旋转的门把手，门把手像反向的抽水马桶按钮那样将齐晓目的身影卷进家中。他们两个一前一后地走出门，假如把他们的脚步声排除在外——楼道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也许这栋楼内的人——除了他们——都失踪了，齐晓目不得不这样猜测。

小区门外的街道上人烟稀少，两个落单乘客的身影在漫天风沙中清晰可见，因此这附近是个等出租车的好地方。出租车司机带着他的出租车优雅又稳当地停在他们面前，他们两个各自打开一扇车门坐进去，关门的闷响刚开始在车里四处传播，司机就用自己雄浑的声音将其他杂音压了下去：“去哪？”

出租车里什么装饰品也没有，包括靠枕、地毯、玻璃膜，这辆车的毫无装饰带来了一定的装饰感，谢尔盖也开这样的车，他从来不在车子里放工具，出租车出故障时，他让专业人士来排查问题，遇到堵车时，谢尔盖直挺挺地坐在方向盘前发呆，除了出租车之外他什么工具也不用，另外，他几乎什么也不干——除了开出租车之外。谢尔盖每天只干一件事，那就是粗暴地运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殴打作恶多端并经常在街上游荡的地痞流氓（他一边开出租车一边这样干）。谢尔盖长得并不高，他的下半身明显比上半身要长，从他那副身躯里所表现出来的动作的丰富性使谢尔盖毫不费力地成为了一部优秀动作游戏里的玩家可操控的角色的其中一员，至于其他角色，他们会随着进度推进自动解锁。齐晓目在这款游戏里收集过与一名出租车司机有关的灵感，也许正是这款游戏让他把出租车司机跟格斗选手结合在一起。谢尔盖的仇人曾经假装成普通乘客坐上他的出租车，他并没有察觉到有个狡猾的变了模样的敌人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了他的车子里，不只这样，他把自己的仇人当成了一名健谈的乘客，他听着对方抛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尽管他用着一种懒洋洋的语气，但心里其实很乐意同陌生人聊天。没多久，事情发生了，坐在全无防备的谢尔盖身后的乘客突然勒住了司机的脖子，谢尔盖当即向前扑去，出租车在他的带动下像个皮球一样在马路上飞速滚动，他们两个和出租车一起足足滚了三个小时，终于，他的仇人倒在了自己的一大片斑斓的呕吐物中，他紧闭眼睛，昏迷不醒。直到最后，谢尔盖都没搞明白这个乘客的真实身份。之前，齐晓目沉迷于这部游戏的时候，他每天思考得最多的事就是怎样找到一个像谢尔盖一样的出租车司机，此外，他有时会抽空去和其他玩家争论究竟什么游戏才能算是真正的动作游戏。为了找到一个合适且不引人注目的工作场所，谢尔盖选择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为了掩盖他用铁锹埋藏起来的真实工作。齐晓目认为这种理由对他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一开始试图在信里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当过厨师的司机也是出于此番考虑，不过在经过一阵对细枝末节的考查之后，他逐渐坚信收信的人对厨师这一职业不抱有好感，更何况，他自己也并不清楚这一行业的详细情况——即便是表面情形他也摸不清楚，他是个晕头转向的醉汉，哪怕有人把他领到家门口，他也会满身酒气地冲向下一栋楼。于是，他有些不情愿地打消了这一念头。这个念头没完全被他冲进下水道，它卡在了半山腰的位置，眼下正慢慢往上爬，等它气喘吁吁地把一只手扒在下水道的入口处的时候，齐晓目就能再次把它回想起来了。显然，这条下水道相当浅，要么就是他的想法爬得很快，他马上就再次拾起了这个点子——打算把信中的自己写成某种身兼多重身份的角色。他看了看坐在他旁边的棠自龄，信中的棠自龄已经和坐在他旁边的棠自龄有了一定的重合之处，于是他又想到了李从水，盼望着能从他身上获取某种可贵的稀缺灵感，但他对李从水并不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有些厌倦，他看到他的脸就感到烦腻，他一想到这个名字就身心俱疲，这是齐晓目的预感给他提供的源源不绝的帮助之一，他有能够维持预感的一套完善可行的措施，这是他赖以维生的手段，就连棠自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齐晓目满脑子都是有关于出租车司机的问题，一旦让他抓住时机，他立马就会向正在认真开车的这位司机提出问题，譬如说，在他等红绿灯的时候。无疑地，他是一位称职且老练、资深的出租车司机，这从贴在他驾驶座后面的身份牌上能看出来，那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李明盏，还有他二十六年的驾龄。齐晓目想大声地读出这个名字，并跟棠自龄激烈地讨论这个名字当中究竟有哪些愚蠢之处。他觉得这是个幽默的桥段，只是想到这件事就让他的脸上泛起一抹滑稽、夸张的笑意，但李明盏凶横的脸庞跟壮硕的上半身把他的幽默细胞即刻抹杀了。

出租车司机脑袋里总是有很多故事，有些是他们自己经历过的，有些是从乘客的嘴巴里了解到的，还有一些是他们在行驶过程中亲眼目睹的形形色色的真实故事（当然，往往会经过他们的二次加工）。李明盏沉甸甸的神态与表情都无声地告诫了齐晓目：他不是个爱讲话的司机，他鼻子下方的扬声器不会为他开启。当他们经过第一个红绿灯时，绿莹莹的灯光使他错过了开口的最佳时机，因此，直到出租车停在第二个红绿灯前方的时候，齐晓目才跟他们的司机搭上了话，他比看起来要和善一些——不多——但至少没从驾驶座上跳起来转身击中齐晓目的下巴和脸。他像个青涩的推销员那样问了司机几句关于道路情况的事，他把自己的话表达得很矜持，以防司机从他的闲话里错误地听出某种为了杜绝胡乱收费而产生的怀疑，他问到了许多与出租车驾驶有关的事，李明盏一个不漏地回答了他，他们其实相处得很融洽，直到这辆出租车不得不停在路边为止。

状况发生得很突然，齐晓目当时根本没察觉到什么预兆，他的预感似乎在此刻失灵了，那时，出租车先是神秘莫测地颤动了一下，接着出现的是用锯子锯木头的声音，更加汹涌而且壮烈的震颤随之而来，颤抖程度愈是增强，出租车的速度愈是不断减弱、不断放缓，这辆车这会儿就像老师即将提问时课堂上的学生那样：它瞬间变得一动不动，瞬间变得沉默寡言。最后，一切都消失了：运动、噪音、震颤，还有司机脸上的笑容。

我要告诉你的是笑容、背影、肢体、声音和离去，时间把我当时的复杂感觉糅合成了一个总结性的模糊词汇，一个我的精神不想把它交给我的身体的词汇。我越是想把过去发生的事告诉你，我的记忆电梯下坠的速度就越是猛烈，每一层楼都有可能是我记忆的最终归宿，除了我想让它去的那一层。我向我的邻居提出的那个建议并未得以实行，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写出来的原因，那么我会尽量用我那不牢靠的记忆跟脆弱的笔尖答复你，当时，第一个改变主意的是我的邻居，我无从得知她的内心在那个时刻发生了怎样细微的变化，但以今天的经验来看，一个三岁的孩子不太可能拥有太过复杂的心思，或许，出于一种本能的对谎言的抵触或畏惧，她决定向她的母亲道出实情，而我也没再劝她改变主意。至于我为何无动于衷，我想，那是由于在我的意识深处出现了第一座尊严的雕像，我任劳任怨地为我的邻居迈动我的双腿，把我的空闲时间点着扔进她的壁炉里，就为了让她和她的姐姐能感到一丝暖意。我抢先一步在心里默默地拒绝了那个同样被她拒绝了的提议，尽管那个提议是我先提出来的，我的嘴巴既是我思想的敌人也是我敌人的奴隶，但从今以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任何不合理的请求都不会从我这里通过，我的嘴巴不会再擅自接受任何要求，当然，这只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我从来没做到过，后来也没这么想过，也许，连那时候的想法都算不上，它只是现如今的我对当时那个懵懂无知的我的揣测，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时候的我在想什么，我当然也不知道我那时的邻居在想什么，我同样不清楚你这时候在想些什么，我当然也不会明白当接下来的那个惨祸降临在我的邻居的头上时，她在最后的那个时刻里又在想些什么。那个时候的我不可能会知道，那个时候的我无法未卜先知，那个时候的我无法猜到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突发事件如同障碍物一般猛地出现在人生的轨道上，不过现在的你能够知道，你能够从我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当中提前望见还未在这封信里发生但早已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你可以看到它，却永远无法改变它。这也是所有预言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难题。

第二天，她向母亲说了这件事，其实没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她的母亲只是试图尽量减少两个女儿之间的接触，这对夫妻把各自的孩子塑造成了互相倾泻敌对情绪的工具，虽说如此，仍旧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他们关系的死水当中未必不会产生那么一个两个的气泡，事实上，他们在几个月之后就又住在了一起，一开始把他们分开的也不过是一次夫妻生活中可有可无但从不缺席的争议——这是我的猜测，也许有别的原因，但从他们重归于好后的表现以及她的姐姐对自身回忆的表述来看，这一猜测是较为严肃的。那时的我无法作出这一猜测，我的邻居当然也不能，我们都慌了神，在一定程度上。两个加起来只有六岁的孩子通常不会有太完备的心理素质，他们的小心思在成年人专注的目光下无所遁形，我和我的邻居商量了很长时间，小时候的我无事可做，大把大把的时间等着我肆意挥霍，于是，有只年幼的猎犬开始在我的脑子里汪汪直叫，我花费掉的那些时间逼迫它茁壮成长，它灵敏的嗅觉为我找到了一条位于现实中的通向猎物的通道，我的猎物的身体下方长有四个车轮，一位同她的父母连一面之缘都还未曾有过的司机坐在驾驶座上，她和她的姐姐坐在车子后面聊天，每天上学的时候，她们就这样搭乘同一辆出租车去学校，尽管不是同一家学校，但方向大致相同，姐姐先上车，接着把妹妹接上车，等出租车接近学校后，她们的闲谈也接近了尾声，这时候轮到妹妹先下车，因为姐姐的学校在稍后面一点儿的位置。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于我们该怎样说服她的母亲。我们该怎样让一位把孩子的生命安放在自己生命最深处的母亲心甘情愿地给予她三岁的女儿在大街上随意闲逛的权利？仅仅是我和她的结伴而行不足以抹去她温柔又固执的忧虑，她对自身安全所做出的保证与承诺也无法安抚她母亲那颗脆弱、敏感的心。最后，仍然是我解决了这一问题，我对她母亲说，我父亲会送我们去上学，她信以为真，或者说这件事在开始的时候本就是真实可信的——但后来产生了变化，我父亲听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决定帮我的邻居一把，我常在信中用“邻居”来称呼她，她的母亲没能得到这个外号，因为她们一家过了没多长时间就搬走了，大概和我父亲当时那个看似开明的决定有关。总之，在我的父亲的帮助下，我和她瞒过了她的母亲，那之后的每天早上，我们四个坐一辆出租车去学校：我、我父亲、她、她姐姐，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她们在车上说的那些话我一句也没记住。

密闭空间内的窃窃私语搞得赫恩特心烦意乱，这个房间像个被水泥封死的熔炉那样使人燥热又烦闷，他在床上翻了个身，睡在下铺的陌生人也跟着他翻了个身，赫恩特睡不着，只好从车厢里出来走走，他望着不断消失在视野尽头的夜色，一阵毫无理由的憎恶感令他的胸口产生一阵痉挛，他这会儿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坐上这趟火车——一封措辞恳切的求助信就把他喊了过来，他做出这么多愚蠢、冲动、鲁莽、粗俗的举动，就为了保护他那份同案件针锋相对的直觉。

尽管赫恩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坐这趟火车，但齐晓目再清楚不过，他是个出色的侦探，大部分读者都能从他身上看出这一点。齐晓目知道，接下来会有个倒霉的乘客死在那辆火车上，就是赫恩特下铺的那个穿白色短裤的年轻人，赫恩特走出车厢的时候他还好好的，等赫恩特躺到床上再次尝试捕捉梦境的边缘时，居住在他睡梦宫殿下方护城河内的陌生人也仍旧享受着他年轻的、即将凋亡的生命和酣畅淋漓的、即将无限延伸的睡眠，等到赫恩特醒过来后，这个年轻人死了。除了那个年轻人之外，死掉的还有李明盏出租车里的那只鸟，出租车坏了之后，他们三个在路边靠在车上闲谈，等着修车的人来解决故障，李明盏把那只死了的鸟拿出来给他的乘客们看了看，不止一只。这附近的年轻人对这种活动极为痴迷，他们从鸟类坠落的尸体上获得了一些灵感和自信心，李明盏这样说道。事实上，他除了是个出租车司机之外，还是个鸟类爱好者，他在鸟类领域飞行的距离远远比不上他在出租车领域开出去的公里数，但相对匮乏的鸟类知识没能阻挡他对鸟类的热爱，他把它们变冷了的身体收集起来，每天下班后埋进鸟类墓地，城市里的确有个这样的墓地，不知道最早是由谁建立起来的，许多孩子会去那儿搞破坏，他们用稚嫩的小手把松软的土壤挖开，把里面长翅膀的睡美人抱出来扔出去，并不厌其烦地运用蹦跳的方式将它们的僵硬身躯一点一点地压扁。当这片坟墓的建造者气势汹汹地冲出来质问孩子们时，他们说这只是一次对飞行能力的检验，假如这些鸟通过了检验，他们就放过它们的同类，齐晓目认为孩子们这样说有两个好处：一是为自己现在已犯下的罪行开脱，二是为之后将要进行的对其他鸟类的袭击作好铺垫。当时，那些坟墓的建造者也这么想，他们恨透了这些孩子，但却制止不了他们。后来，李明盏的加入使这一状况得以缓解，他的那张凶狠的脸和滚圆的臂膀具备不俗的威慑力，从孩子们光顾这片鸟类墓地的频率就能看出来，齐晓目考虑着要不要把这件事写进自己的信里，就在刚才，在出租车被迫停下来之后，他趁着这段时间在信上又增添了不少内容，主要是关于“我”为何要做出租车司机的，他想着之后也许能找个机会把李明盏塞进他的信里，信里的棠自龄小时候有个邻居，但现实生活当中的棠自龄小时候并没有什么关系融洽的邻居，他连自己小时候的邻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齐晓目打算找个机会把这件事跟棠自龄坦白一下：他在信里借用了对方的名字，这些名字很现成，随手就能用上。

齐晓目想道：明天中午的时候，当他们两个再次一起琢磨该吃些什么的时候，他应该试着把这件事告诉棠自龄，他对此应该没什么意见，他也许会提出要看看齐晓目正写着的那封信，齐晓目愿意同他讨论信件的内容，但不愿意直接把信给他看，棠自龄多半不会说什么。现在，齐晓目正询问着他的意见：也许今天不是去观看宣传仪式的最佳时间。棠自龄在应当发表意见时总是保持沉默，假如他是个小说中的人物，作者也许会用“圆滑”来形容他，他不善言辞，这也是齐晓目选择跟他做朋友的原因之一，这能给他带来踏实的安全感——宛若滔天暴雨中一栋密不透风的房子。当然了，找到另一辆出租车就像眨眨眼睛那么简单，但李明盏和他们聊得很热络，他让他们移不开眼睛。齐晓目一心想把这个出租车司机写进信里，因此总是盼着他多说几句话，他的确在无意中满足了乘客那个微小的愿望，用他出租车生涯里遇见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以及他质朴、笨拙的声音。